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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吴永胜眼睛里的光亮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但你们没有。你们抱着那个一百多马力的大家伙，守了十年。”

    江振邦没有用任何指责的语气，只是用叙事的语气淡定的讲着：“为什么没能做出这个调整？原因也很简单；国企的国企决策机制是行政审批型的，上级要我们造什么，我们就造什么。要改产品方向，也得层层上报，区里的相关部门批完市里批、省里批完部里批……等批下来，黄花菜都凉了，何况你们之前赔了个底掉，再想要钱难如登天。”

    “总之……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你们学错了东西，而在于两个致命缺陷。”

    他竖起两根手指。

    “第一，你们没有建立市场信号的反馈机制。整个决策链条里，没有一个环节是面向市场的。你们的技术团去美国考察了四十天，有没有人花一天时间去东北农村问问农民，他们到底需要多大的拖拉机？”

    吴永胜握着话筒的手松了，又紧了。

    “第二，过去的计划经济不允许你们迅速纠错。而现在是市场经济，它的逻辑要求我们必须‘快速发现做错了并且立刻改’。我们发现做错了，但改不了，或者改的太晚了，那自然是不行的。”

    “这其实也是我们大西区要成立国资中心的目的，解决国企管理混乱，多个部门九龙治水的问题……”

    台下鸦雀无声。

    这段分析不只是在说大拖厂，它在说国企群体的共性病灶。

    “吴厂长，你认为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”

    吴永胜握着话筒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，最后重重地点了一下头。

    江振邦安慰道：“不要灰心，大拖厂的情况我知道，虽然负债比较高，但资产还是比较优质的，管理和工人的水平也很高，咱们向前看、加油干吧。”

    “会后，你可以和兴宁市宏远农用车的程远桥程董深入交流一下。今天程董也在场，你们应该是有合作机会的。”

    从兴宁赶过来的程远桥立刻站起身，远远的向吴永胜打了个招呼。

    吴永胜笑着点头回应。

    下一刻，会场里爆发出比之前更猛烈的掌声。不是那种捧场式的拍手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、被点醒之后的激动。

    有了吴永胜这个插曲，台下的气氛被彻底推向了高潮。

    会场内其他老总、厂长纷纷起立举手，各种关于经营策略、企业转型、债务剥离、劳资纠纷的问题接连抛出。

    而不知何时起，大家提问时对江振邦的称呼，从“江董”“江区长”又多了一个“江老师”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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